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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历史散文的突破
2010年06月18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冯伟林在《借问英雄何处》、《谁与历史同行》、《书生报国》等多部散文中,既写了近代湘籍文化名人周敦颐、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谭嗣同、杨度、黄兴、蔡锷、毛泽东,也写了非湘籍历史名人魏征、王安石、范仲淹、陆游、岳飞、朱熹等,作家通过对这些历史文化名人的激情叙事,抒写了他们的人生或落寞,或辉煌,诠释了他们的壮烈情怀,凸显了他们的人格魅力。
  
  中国读书人通常心忧天下,试图以身许国,有金戈铁马的情怀,有抽刀断流的气概,可他们总是在思想的桎梏和精神的围剿中左冲右突,困惑不已。作家善于抒发读书人的家国天下的千秋情怀。在《千年圣洁》中,作者用文学家惯用的笔墨点染出周敦颐与王安石的那次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聚首。真切,一点也不虚无。他又用史学家的态度呈现周敦颐巡视端州力拒砚石的故事,和盘托出这位文人圣洁的情怀。《春归何处》通过写陆游爱情的苦痛,仕途的困厄和爱国的诗情,意欲表达热血之士“勿以言轻不呐喊,勿以位卑不忧国”的慨叹!从《枝叶世界》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已神交古人,那种对古人情怀的理解,对下层民众生命的关怀,就弥足珍贵。以这种意识去解读古人,自然找到了与古为邻的真切感受。在与古人的对话中,作者意识到的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还原。作者出于对郑氏的尊崇,将文人的无奈和失落也说成了某种自立的理想,但就其对古人生命意义的探讨方面来说,还是颇有见地的。而《残阳社稷急》里,那魏源的悲剧似乎更加震撼人心,皇皇巨著《海国图志》是魏源关于国家前途命运呕心沥血的思考,它如同电闪雷鸣,穿透茫茫黑夜,照亮的却是那个野心勃勃的东方岛国,满怀报国之志的大思想家最后竟选择了遁入佛门,了此残生——这样的悲剧难道不值得我们这个民族反思?
  
  作者在《借问英雄何处》一书的题记中写道:我期待英雄时代的来临,用自己的方式呼唤真的英雄。这其实也是一种使命感,是一个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使命。他笔下的政治家通常既是锐意进取、政绩卓著的实干家,又是为政清廉、嫉恶如仇的刚直之士,因此一般难以见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但他们永远是富有个性、充满活力的生命。在他的散文中,对英雄之死的悲壮抒写占很大的篇幅,《八千里路云和月》回放了作者童年的“英雄梦”,在对岳飞的解读中,他痛彻地解剖了英雄生命成长与结束的内在关联,以岳飞的“屈死”为线索,叩问生命的意义,鞭笞猥琐与庸碌的人们!特别是写谭嗣同之死,作者有赞叹,也有质疑:以自己的鲜血为代价,为的是证明一条历史发展的正确途径。“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真正是惊天地、泣鬼神!在《收拾河山酬壮志》里的左宗棠既是一个以花甲高龄抬棺西征、为祖国收回1/6河山的传奇人物,也是一个为国家利益不惜与当朝权臣翻脸的封疆大吏。左宗棠试图以一己之力拯救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国家,亦显得无限悲壮与苍凉。
  
  作者以其卓异的文化优势和精神优势,对历史人物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心理色彩持有充分的清醒与自觉。这些清醒与自觉融注着强烈的爱心和丰富的情感,必然产生深切而又浩大、灼痛而又寒凉的悲剧性体验。在行文技法上,擅长运用第一人称的宏大叙事方式。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作者“我”抽身历史之外、置身现实之中的瞬间描述,并能不失时机地将个人的思维脉动、人文精神和政治志向直接渗透到文本里面去。
  
  欧阳修说:“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不难看出,这一段话无疑可以作为冯伟林生命的注脚。前贤往圣的深刻思想和高贵情操,无疑是冯伟林为文、处世、从政的哲学依据和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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