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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楚之忆
2007年12月19日  来源:郭光豹

    文革,酷暑,在学习班这个政治火锅中,“有问题”的人,已被熬煎了100多个日日夜夜了。
    1968年5月31日,我终于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狱中,受尽严刑逼供残酷折磨,于同年10月接到刑事通知书,污蔑为:“恶攻”林副主席,构成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10月中旬被投入劳改,从此,开始了我的劳改生涯。往事时而似雾依稀,时而如影历历,顺着思路,录下这鳞鳞爪爪,点点滴滴,深有感慨,没有党的拨乱反正政策,为我平反冤案,就没有我的今天。

    初尝囚徒滋味

    辗转反侧,听了一夜秋虫的悲鸣,刚刚迷糊过去,便突然被叫醒,押上囚车。2人铐一只连环手铐,车上坐满了几十名穿着陆海空军军装的囚徒,囚车发动机正在发动,就要上路了。
    我的心腾挪不已:我像林冲?我像武松?只是颈上少了一个大枷;前面是野猪林、草料场,还是蜈蚣岭、鸳鸯楼……究竟落脚点在何方,我无法推测,反正天上一团乌云,前头一片漆黑。汽车轱辘哗哗地转,来到一片树林,我们被吆喝着下车。难道真是野猪林到了?哦!原来是放我们下来,在树林中小解。然后又吆喝着上车,又是车轮哗哗地转。过了一道河,横穿一道铁路,傍晚时分,目的地到了。我们被推进监仓。
    仓内零乱狼藉,不像是正规监狱,反而像是一个人走房空撤离了的“响马窝”。管理人员操广州话,问:“内中有没有木工和铁匠?”待举手后,即令三两个木工铁匠急忙赶钉连铺床和修理门窗。7时许,在大操场集合,由教员上课,才知这儿是广东省花县赤泥劳改场,代号为“劳广五”。我们这一群,被列为第一中队,据说全是政治要犯,其中有苏修美蒋特务、杀人放火投毒重犯和文革中的政治犯。当时强调突出政治,因而,政治犯忝列为第一。这个所在原是劳教场,由于文革政治犯剧增,劳教场只好搬家,腾出来关押我们。那是一个天下大乱,政体大荡,机制大变的年代,一切都得重新认识。
    我们的任务是开采石灰石,石灰矿据说是陈济棠时代留下来的,对外称矿场,对内叫劳改场,大约编有7个中队。几天后,又从兴宁四望嶂煤矿(劳改场)来了大批犯人,仓挤满了,我们才算稳定下来。
    进仓第2天,囚徒个个变成光头,身穿蓝色劳改服,衣裤之上均用油漆印上“劳广五”字样,脚穿由胶轮胎切割而成、用铁丝扭成鞋帮的劳改鞋。这身穿着,让逃犯插翅难飞。还有一些严格规矩,如对管理人员一律称为队长、教员,和他们对话,得举手、蹲下,犯人与犯人之间互称“同犯”,给队长、教员写报告或写黑板报稿,名字之前要署上“犯人”二字。每人每月发2元生活费,可以在仓内买些针线、信封邮票和白砂糖、水果糖之类。由于我们干的是采石重体力劳动,每顿饭约有半斤大米,每周六晚饭加菜,有3、4块大拇指大小的猪肉,其余每日3餐均是钵蒸饭、白瓜、空心菜、干梅菜、咸萝卜干等。如此伙食,辘辘饥肠是想象得到的。后来在和难友赵寰一起闲聊的时候,常常谈及出狱之后一定要好好大吃一顿、大睡一顿、大哭一顿。有一次,我俩互相发问,假如出狱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双方都把答案写在白纸上,然后交流。当时,我在纸上写着:吃一顿美美的午餐,一盘猪首肥肉、一盘烧鹅、一盘白切鸡。赵寰的纸条上则写着:鸡、鹅、大鲩鱼,外加一锅大白菜豆腐粉丝排骨大杂煲。难怪犯人视糖类为参茸,因为它是活命之本。说句伤心话,我在狱一年余,竟然省食俭用积蓄了30余元寄回家中,瞻养我年已90瘫痪在床的奶奶、双目失明的母亲、因我蒙冤而精神失常的妻子和3个畸零凄怜的政治弃儿。

    宣传员与安全员

    这群囚犯,虽然来自四面八方,然而,大部分人讲广州话、客家话和潮州话,只有军队送来的这几十人操普通话。记得王静的籍贯属浙江,诸一鸣属苏州,肇文和黄金松属上海,甘桂生、陆明理属武汉……
    他们都很年轻,到底犯了什么罪?后来,从点滴中了解到,好像都和我差不多,均因为一句话、一件事犯了讳,无限上纲,构成“恶攻”,打成“反革命”,刑期多在2至5年。案情并不复杂,也并不严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已。比如说,有一个原在连队当炊事员的,见猫叼走了他的鱼,他且追且骂:“打死你这只馋猫!”猫音犯讳,加上可能是“后进战士”吧,就被定为“恶攻”,判有期徒刑3年。一个因在报纸上乱写乱划,把写有“修正主义”的几个字连在一条有领袖名字的小标题上,也被定为“恶攻”,判刑2年。又如不小心打碎了石膏像;对“样板戏”说了一些不恭维的话;背后议论林副统帅眉毛象两只蟑螂等等,都概定“恶攻”无赦。
    用当时的话说,这群人本就是“一丘之貉”,所以常常凑在一起。劳动多半表现积极,敢于吃苦耐劳。只可怜初生牛犊不知无产阶级专政为何物,以为它是一只“纸老虎”。因此,说话行动未免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犯人,以致常吃大亏。其中一位最初被队长指定为安全员的犯人,在劳动中不知天高地厚地与教员顶撞,引起队长的极大不满,安全员头衔当场被撤掉。同时,队长宣布安全员和宣传员由我一肩挑。
    初来20余天,开始是干一些挖土方找矿石的活儿,还不知道矿井是什么样子。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时,只有一位陈教员兼队长管领着我们。后来才不断来了一些新的管理人员。一次,收工回来,看见这位陈队长脚踩三轮车,拉着一些蔬菜,往仓里厨房送,说明他一身多职。我兼任安全员就是由他宣布的。约摸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出现一位祁队长,一位范指导员,又把中队明确分编为7个分队,每队都配有1、2个队长。看样子,他们好似是部队班排基层干部退伍转业安排到这儿工作的。可能多少有些军营意味吧,加上我的积极表现,这些队长们对我的印象还不错,特别是那位范指导员,对我多有关照。祁队长为人也很实在,不患“左病”,听说他已逝世了,至今,在我的意念里还常常浮着他仁慈的音容。
    安全员,说到底就是犯人头。每天出工,负责统计人数,并向队长报告;在工地,负责安全生产;防止犯人逃跑和监视不轨行为,及时向队长反映情况等。宣传员的任务,主要是手拿喇叭筒在工地现场鼓动,晚学习时念报纸,平时出黑板报。双重任务,还要参加劳动,实在够苦够累。好在我当时还年轻,体魄健壮,精力旺盛,尚可应付得来。然而,队长看在眼里,经研究,还是减去我一半时间的体力劳动任务。在一次大会上,队长宣布,今后我在矿井劳动可减去一半时间,由我自己机动掌握,把时间用于督促检查和协助队长找犯人谈话。从此,我成为一个特殊人物了。
    应该说,当时我还是清醒的。我到底知道自己的斤两。我不也是一个犯人吗?于是,我无数次告诫自己,千万莫要闹特殊,以免被别人抓住把柄。尽管如此,犯人们总还能从我的目光中感觉到一种无名的威力来,因而,对我既畏惧,又忌恨,在这里不妨引用一篇题为《囚徒》的报告文学中的一段描写:“‘不准打人!’背后一声断喝,把两个老囚犯唬住了。他们回头一看,原来郭光豹是犯人的‘头’,平日里谁都畏他三分。”这是描述赵寰在监狱即将被两个老囚徒恶打的情景,可以作为一点佐证。

    患难知己

    1969年秋冬时节,一天中午劳动归来,我协助队长对新来的一名犯人进行检查,包括翻倒行李、搜身、查看判决书……这也是我这个安全员的“特权”。投入劳改一年多来,已经无数次地重复着这一项工作,因此,显得从容、熟练、而又有分寸。
    这新来犯人,身躯高大,着染黑的军装,铁青着脸,嘴唇又干又紫,然而,眼神与眉宇间却颇有几分英气。尽管如此,他还是露出恐惧神情:弯腰蹲下,缩着身体,任凭队长和我的查问。
    当我翻开他的判决书,看到“赵寰”这一名字时,不由惊呼一声:“哦,你就是赵寰!”他的判决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三反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我和赵寰都同在广州军区政治部工作,我在宣传部,他在战士话剧团,从未谋面,素昧生平,只知道他创作了许多电影、话剧作品,如《董存瑞》、《红缨歌》、《南海长城》等等。对他的才名早已仰慕至极,只是无缘一面,仅属神交而已。此刻,他来到我的身边,成为“同是天涯沦落人”,今后还要在这儿朝夕相处,不能不说是一种酸楚奇缘。
    他1925年出生,是时已届44岁了,又患有胃病,劳动起来,可真吃力。每天,他都得把一块块100多斤重的大石抱在胸肚之间,然后用力,往小火车上装,一声哐当,就让我揪心一次。他总是沉默无语,只管劳动,从不与其他犯人交谈,也不懂得偷闲歇息,傻呆呆一个劲儿地干活。我担心他的身体,很想早一天对他暴露我的身份。
    采石场的活儿除了戴口罩的风钻机手在烟飞雾漫的石灰粉中钻孔之外,还有爆破手、抡锤手,这些活儿要精选体力强壮的人去干,吃饭的标准当然要优于他人。其余的大部分劳改犯干的是拣石工作,按规格把石头分成大石、二石、碎石、石渣四项,先堆放得井井有条,然后装上小火车。赵寰干的就是这一工种。一天,我主动走近他的身旁,近似耳语地说:“老赵,你的肺动过手术,千万要注意劳动强度啊!”赵寰抬头一怔,注视着我,不敢答腔,不无防备地只管埋头干活。我不敢多说,便转身离开了他。可是,我仍然不放心,又找了一个机会对他强调了一声:“老赵,要多加保重啊!”他对我微微一笑,似是心有灵犀,大概把我看成是好人了!
    一天晚饭后,赵寰蹲在操场看书,我再次走近他,并迅速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他,纸条上写着:“你的《南海长城》,是一出名扬遐迩的好戏!我在一首叫做《看新戏》的诗歌中还写过:‘看了这《南海长城》捉特务∕再不想看那凄凄切切《玉堂春》……’∕(发表于1964年《南方日报》)。”赵寰似听到高山流水、遇到知音,一下子把心儿和我贴紧了。“党领导下的国家处处有好人,有明辨真伪是非的人啊!”这句话当时他没有说出来,只是藏在心中,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重新聚首时,才补充说出来的。
    赵寰在和我一次次地交谈中,多次骄傲地向我描述着1964年毛主席看《南海长城》时3次同他握手的情景:第一次是在舞台上接见演员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合影留念的时候,第三次是与主席送别的时候。他还生动描述过罗瑞卿引他到毛主席家里做客的详细过程,以及对丰泽园、颐年堂的印象。这些都属于光荣的过去,如今,一律变成逝去的梦幻。“归去来兮”,他还有归去来兮的机会吗?我呢?曾经是一个新闻记者,2次参加过天安门观礼,数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过会议,采访过不少将帅和英模人物,发表过一定数量的诗文,也可算是小有名气了吧,也可算是踌躇满志了吧!我也有归去来兮的机会吗?

    “漂白粉也漂不去的污点”

    在和赵寰的一次次接触中,我俩患难与共,加深了解,已经到了无话不说的程度了,有次我忽然伤心地对他说:“好端端的一个人,没料到,会变成这么一个样子,这可能成为我这生中漂白粉也漂不去的污点。”赵寰见我敞开心扉,流出心曲,不由也悲切起来,然而很快就把目光燃成两把希望的火炬,严肃而认真地对我说:“读过《史记》吗?读过太史公这段话吗:‘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我答:“我虽未读过《史记》,却对这段话十分熟悉。那是在七千人会议上看到的,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谈到民主集中制问题,讲到有些人犯了错误,也讲到我们过去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干部,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还说到在正确路线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老赵,你看,我们现在的路线还能是错误路线?”
    赵寰说:“反正这里有辩证法。矛盾会转化,也是他老人家的观点。”我默而无言,在心里说:“明摆着我们是敌我矛盾,这段话却是针对人民内部矛盾的人说的,恐怕没有我们的份儿。”这个阴影,紧紧缠着我,随我度过监狱2年的时光。到了后来回乡务农的年月,他还紧紧的缠着我。记得,70年代初,报纸上大讲“落实政策”,我虽然出狱了,却还常常在梦中对自己说:“那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人的事,没有我的份儿。”有时在梦中惊醒,醒后仍然认为,平反,归去来兮,重新抬起头来……通通没有我份儿,但有一点,锻炼革命意志,我倒是自觉执行了。出狱后,一次次的阅读《史记》,呾嚼太史公这段话,反反复复读着《报任安书》,这些对我的革命意志倒是委委实实起到了充电加油的作用。
    又有一次,我们又谈到将来能否平反的话题上来。他说事实是存在着的,就以他自己的经历来说,它的确两沉两浮。这次沉下来,何日能再浮起?他的信心似乎比我大。毕竟,我是第一次沉下,还没有尝过浮起的滋味。虽然是这样,身处逆境,心灵里偶尔也曾闪射出一丝儿曙光来,只是稍纵即逝而已。为了盼望日后能够重逢,我们在各自的《毛主席语录》的隐蔽处,分别写下对方的通信地址。未想此举还真起到了实在的作用。7年之后,赵寰出狱,就按址给我来信,我们才得以在汕头市重新相聚。
    我对赵寰的第三次浮起充满信心,还能从另一个事儿得到旁证:我在狱中发现,他常常捧着马列著作,并不停地写些什么。说他是在给干部写报告,也没有这么多。后来我终于发现,他借领袖著作做掩护,在那些书的空白处,写下了一个剧作提纲。1978年,他创作的《秋收霹雳》,轰动当时中国沉闷的剧坛。这个剧本就是他根据在狱中孕育的腹稿进一步创作完成的。
    我于1970年回乡务农,攥着一张劳改提前释放证,到县城落户口,用真情实感写过一首题为《过湘子桥》的诗:“我是在爬行吗?羞赧地爬过湘子桥,∕韩湘子惊呆了,暂停了悠扬的竹箫:∕喂,湘子桥欢迎所有正直人通过∕我立即挺胸阔步把头抬高!∕邪恶呵……这时统统被我推倒……∕丑伪呵……此刻纷纷给我让道……∥……我终于堂堂正正地通过了湘子桥,∕先经一段羊肠路,果然迈上了阳关道。”这力量,就是赵寰给予我的。 
    赵寰人高马大,劳动起来,又不知苦累,热能耗损极大,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身体一天天赢弱下去,未免生发了怜悯恻隐之心。每餐开饭一个班12人,围在一起吃饭。饭都是钵蒸饭,炊事员在下米下水时,未免不均匀。因此,有些钵里的饭显得多一点。十几双饥饿的眼睛,都死死盯在那些多一点饭的钵子上面。待值星员分完菜,一声“拿饭”,轰一声都抢将起来。我觉得很滑稽,便让人家抢完了再拿。可是赵寰就吃亏了,他不会跟人家哄抢,半饥半饱已成事实,我有时候就装作吃不下,夹些饭给他,每周末加菜的那几小片猪肉,我以从小不吃猪皮为由,都夹给他吃。我毕竟只有3年的刑期,而他却要煎熬10年啊!
    1978年,我和赵寰都得到平反昭雪,经组织批准,由周学之带领我俩和当时的新闻记者重回故地,向劳改场宣读我俩的平反文件。留在赤泥的污点痕迹,真的被“漂”洗了一回。

    “简报”风波

    劳改场当局,把犯人分为二类,一叫“积极改造”,二叫“反改造分子”。反改造分子之所以反改造,原因很复杂,回过头来分析:或因属于冤案错案、心存不服而愤然反抗;或因犯人与犯人之间产生了一些说不清的恩怨是非,把怨气发泄于言行上;或因他们的品质极端恶劣原本就是社会渣滓,本能地破坏捣乱;或因属于弱智者被人利用;或因长刑期而对前途无望……因此,反改造行为层出不穷,时有发生。
    有《毛主席语录》被撕碎;有写于墙壁上的反动标语;有暗杀队长和犯人的可疑迹象;有成立某些反抗集团的线索;有越狱逃跑的谋划……这些现象,是政府干部感到最为头痛的。靠他们自己很难破案,他们必须借助“积极改造”这股力量。因此,只好放手让这些人大胆去向反改造分子进行斗争。发现一宗,破案一宗,立即召开批斗大会。会上,每当激起犯人义愤之时,就会出现了犯人打犯人的行为发生。队长们一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到了难以控制局面的时候,才进行制止。至于队长亲手打人的事,说实在话我还从未见过。
    我和赵寰,还有保管员张志成3人,已经形成“积极改造”的核心人物,我们一圈一圈地团结着积极力量,协助政府破案。每个案件的进展情况,开始以打报告的形式频频向队长反映,常常得到表扬。也许我们3人都是机关干部出身,深谙政府部门的工作方法和模式的缘故,有一天,3人凑在一起竟然想起办简报的事儿来,说干就干,先由赵寰设计一个简报格式,名曰“侦察简报”,列出期数,署上年月日,活像“红头文件”,并用复写纸整整齐齐的填写,一式数份,呈送给队长、指导员、分队长、教员等人。
    听说这件事曾引起队长们的警觉,又听说总场曾派人来调查。记得一次大会上,队长对此提出严厉批评,我们3人险些受到惩罚。后来,只好又改用原来打报告的形式。
    监规明确规定,犯人向政府反映情况,只能是个人行为,不得多人合作。出简报的事,既犯忌,又违规。队长进一步规定,在我们的报告上,不能3人一起签名,暗示我们把内容分成3份,每份只签一人的名字。可是,对我们一起碰头研究,却仍旧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3人深知,在干部的工作天平里,这样做,正面效应毕竟胜于负面影响。
    我们这样卖力带创造性地工作,既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队长的表扬,同时,又激起反改造分子的忌恨。一时里,他们的报告雪片般飞到队长手里,对张志成不出监劳动提出意见,还诬告他偷吃保管的糖;抓住赵寰读报的某些错漏现象,上纲上线;甚至,还密谋对我实施暗杀……这些情况,是后来队长同我们谈话时透露的,看得出,队长对我们是支持和保护的。在一次大会上,范指导员对犯人们说:“张志成犯的罪错和你们不一样,刑期又很短,年纪较大,不出监劳动,是政府的决定。赵寰读报纸有时读错,只要不是故意,就属于难免。”
    我们3人又在一起议论,分析这帮从部队来的因一言一事而犯罪的犯人,可能和我们一样,都是冤假错案,尽量对他们网开一面,没有怎么反映他们的问题。事实证明,他们出狱后都平了反。记得在1972年和1976年,王静和诸一鸣的原单位都来了人,找我谈他们在狱中的表现,准备为他们平反。而对于那些政治思想品质极坏的亡命之徒,我们从来没有心软过。这种泾渭分明,清浊不混的态度,我想当是能够得到队长们欣赏和肯定从而取得信任的主要原因。

    黑板报和文艺晚会

    担任安全员兼宣传员工作,从表面上看,在体力劳动方面确实比其他人少干得多,而实质上,工作量和精神压力却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和承受的。回仓之后,除了集体学习之外,其余时间,别人可以三三两两散步、谈话、休息、活动,我却像一部不停的机器,马达轰轰响,轴承哗哗转。
    我得赶紧写情况报告;我得赶紧出黑板报;我得赶紧准备讲用会的发言稿……出黑板报是我的强项,学生时代,我就是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壁报主编,参军以后当文化教员,更是内行之事。来到劳改场,我重操冯妇旧业,干得熟练而又深受队长认可。狱中的黑板报,主要内容是表扬和批评稿,也登一些反省、改造心得之类的稿件。别小看这一篇篇小稿,它却牵动着犯人的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左右一个人的命运:受表扬的人,当然属于改造表现好,这就是一种创造减刑条件的积累。因此,犯人们都很喜爱它。黑板报自有它的真正价值在,良性效应是明摆着的。它决不是摆设。
    又一次,我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我写的一首长诗,题目叫做《毛泽东思想是一切胜利之根本》,用郭小川式排浪般的充满激情的长句子,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尽情的歌颂,配上严肃、典雅的花边插图。当时,在犯人中起到了轰动效应,人们围看不绝。而且,还引起队长们的特别注意,谁来领班,都要在黑板报前久久停留。慢慢地,又不断有一些陌生的政府干部前来观看。
    一个细雨朦朦的傍晚,突然来了3位军人,其中一位捧着“将军肚”,在黑板报前向其他二位青年军人指划着什么,良久,才离去。不一会,队长传我到监外一间办公室里问话,座上端坐的正是这3位军人。我蹲在下面,他们从我的籍贯、年龄、学历、军龄、任职问起,最后又详细询问我的案情和写这首诗的动机,并一一作了记录。然而,他们始终没有透露出半丝半缕的意图。从他们友善的目光看,我窥测判断:不属凶兆。
    回来后,我把这件事告诉赵寰,他凭经验,也预测是一种祥兆。
    可惜,这首诗我没有保存下来,不然,我会收进《郭光豹诗选》,让历史的镜子年年月月时时刻刻照出我的灵魂。
    1970年春节将来临了,队长们布置我先作准备,要办一个春节晚会,演出一些节目。记得,1969年春节,我们这班人初来乍到,政府也没有这个意思,那年春节,过得冷冷清清,只在大年三十夜加一点菜,饭后大家三两成群在操场上走来走去,然后按时进入小仓。人之常情,可以想象得到,这些人在那天晚上该是多么凄凉、孤独而又悲怆啊!这回好了,我一定不负所托,把晚会搞好,让这些似人非人的囚徒也能当上一回人,过一个似人的春节。我立即找赵寰商量。赵寰长期在话剧团工作,属于“门内汉”,便滔滔不绝地把意向讲出来。我觉得可行性极高,即打了个报告给队长。翌日,便得到首肯,从而付诸实施。
    我按计划写了一个诗朗诵脚本,内容是反映亚非拉人民拿起了弓箭、火把、枪炮向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进军的革命行为。赵寰叫好,实际上效果也不错。队长们都说这个戏贯彻了毛泽东思想,而且发扬了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普照到全世界。其余的节目均由赵寰一手策划、编导、演练、登台。依稀可记,当晚的节目还是多彩多样的,有歌舞(当然手要拿语录)、独唱和合唱毛主席诗词歌、语录歌、诗朗诵、快板、数来宝、三句半和粤剧清唱等等。回想起来,哑巴吃黄连,苦中作乐,自是别有一番乐趣,这个中滋味当然是常人所想像不到的。

    见微知著

    屈指一算,入狱已有一年半时间了,时令已交上1970春季。
    一天,指导员找我,递上一张函件。我一看那白纸黑字,脑子不由一嗡!原来是爱妻杨佩兰的病危通知单!此刻,我才知道,她在我入狱后,神经失常,被部队送往广西贵县精神病院。病危,我远在家乡潮州的妈妈和3个孩子肯定不得而知,生离死别,难道没有一个亲人守候在她的身边?我搞不清楚哪来的勇气,竞向指导员提出,能否批准我到医院看他一眼。没有想到,这个既奇突又不符合法规的想法,竟能引起指导员的同情,他沉默一刻,叹了一口气,说:“论人情,我很想让你到贵县一行,哪怕由我们派人押去。可是,国有国法,监有监规,此举还没有听说过。”我不禁潸然泪下,与其说是因亲情而伤心,不如说是被指导员的真诚所感动。后来,我请求他帮我把随身带着的唯一一件值钱的半钢金壳瑞士表变卖,把钱寄往家中,以便处理后事。这个要求他答应了,但最终没有实行,至今,我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此表后来变成我给郭蔷的定婚信物,如今一直被我们珍藏着。
    不久,场部召开了一个宽严大会。到会场一看,天啊!黑压压的犯人一大片,据说是7个中队,至少千余人。大会气氛严肃、沉重而又弥漫着杀气。果然,一位干部在会上公布2名反改造分子的罪行,一名枪毙,一名加刑15年。接着,他又念到我的名字,我立即颤抖不已,天旋地转。谁知柳暗花明,竟是说:“郭光豹以令人信服的事实,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特此给予减刑半年的奖励!”此事我毫无思想准备,回到仓里,彻夜未眠。过了8年之后,我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重新回到广州军区政治部工作。当时分工我负责落实政策的工作,一大箱资料由我保管。在翻阅资料中发现一袋由赤泥劳改场送来的文件,其中一张表格,是由劳改场呈送广州市革委会保卫组的,上面说,基于我的积极表现,建议减刑一年。保卫组在批准栏中填着:“该犯刑期较短,以减刑半年为宜。”然而,劳改场仍然坚持对我的良好印象,他们有提前释放人的权利,但以不超越半年为限,于是,他们在我距离刑满5个月的时候,提前释放了我。现在回过头来细想,劳改场对我的印象始终是那么执著、公正和有理有据,又多么有敏锐的观察力。以后,我得到平反的事实又反证着他们的预见和行为的正确。
    记得,在我减刑的前几天,龙队长召集犯人讲话,在批判了许多反改造分子的言行后,突然话锋一转,对我突出表扬了一番:“你们都要向郭光豹学习,我看,它就不像是一个犯人!”我愕然,因为投牢一年多来,还未听见类似的话,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别人。莫非,我的耳朵听漏了?赶紧和赵寰琢磨,他也证实,龙队长的话千真万确。我还是狐疑不定,对赵寰说:“难道是军区有意设下陷井引诱我、或者有布置地考验我?”事实证明,既是冤案,既是诬陷,整人的人可谓铁石心肠,一推了事,连家属都扫地出门,还管我作甚?后来,我获释放,按法律规定,本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收回军区政治部重作安置。可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攥着一张“提前劳改释放证”,不是向军区政治部报到,而是遣我回乡,难怪到县公安局落户口的时候,办事人员与其同事生气地议论着、骂着:“他妈的,军区为什么把他推到这里来?我们可以不接受嘛!”另一个接话:“现在军管,他们说了算,还是接收吧?接收了再说!”证明“考察我论”纯属天真。

    出狱前后

    春节过后不久,传出几许风声,我快被释放了。
    论刑期,减刑半年之后,还必须到冬季。现在才是春天啊!还有一段酷烈的暑天,还有一段金黄色的秋天,路还漫长着呢!我已习以为常了,一切顺其自然,并没有想得太多。一个晚学习结束后,大家都进入小仓,指导员叫我留下来。他的眼神慈祥又诚恳:“郭光豹啊,一年多来,你为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我这个老监管干部,对像你这样的人还没有多见过,可能不久就会放你出狱,,你看看,你的安全员和宣传员谁来接替?”我不假思索地说:“赵寰合适。”他嗯了一声说:“他的刑期太长了吧?”继而,又说:“好吧,我们考虑考虑看!”不久,他宣布赵寰当宣传员,安全员一事没有下文,只有我一人心中有数,因为监规规定,这次谈话我不能泄密告诉赵寰。待到我接近释放前一星期,指导员才宣布安全员由陆明理当。我知道,陆明理和我一样,刑期只有3年,赵寰刑期太长了。
越接近释放,我的心越乱。祁队长曾经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释放后,是回故乡,还是留下来当就业人员?在矿塘里,开火车的、搞运输的有许多就业人员,我和他们打过交道,平时也了解到一些情况,他们大多是劳改劳教表现好,释放后自愿留下来的,工资多在每月30余元之数。我盘算一下,一家7口,30余元除了费用,能寄几个钱回家?而且孤身只影在这苍凉的地方,祖母、母亲、妻儿他们怎么办?他们个个都没有劳动力,都等待着我去瞻养他们。我于是表态,愿意回乡。诚如上节所述,我本来应该要求回军区政治部,但我当时不懂法律,丢失了这个请求的权利。如能摘帽,我还是一名公民啊!我应该有这个权利!可是我丢失了。
    临近释放前的10天,在矿塘口,唐教员找我谈话,他说:“你释放之后,就是一个公民了,如果觉得是冤案,你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诉。”我插断他的话说:“不!不!我不敢申诉!我会认罪服法的!”唐教员直发笑:“我说的是按法律办事,以前这里也关过有冤的人,他们回去,这样做了,都得到彻底解决。我这样对你说,不单纯是对你的关心,而且是我们的责任。”天真的书呆子啊!直到这时,我还被“考验我论”左右着思维!我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心有余悸,又心怀警惕,结束了这场没有结局的对话。出狱后,我经过2年余的申诉,并且取得了胜利,证明唐教员对我也怀有一颗真诚的心。我现在打心低感激他,我永远没有忘记他的提醒,他当时的提醒,对我到底起过积极作用。
    差不多同一时间,范指导员告诉我,说这次理发,我可以理成平头。余话没说。我这样做了。用小镜子一照,倒真恢复了我的几许原状。可是,这件事却引来了十多份向政府的检举报告,说我违反监规,私自蓄发。
    大约离释放还有3天时间吧,指导员干脆让我搬到保管犯人衣物的仓里睡觉,并把没收不法犯人的一些衣服鞋袜弄出来,让我挑几件合适的穿用。我只要了一双塑料凉鞋,其余没要。这回心澄如镜,新生的时刻接近了,我将穿着这双塑料凉鞋,穿上我带来的没有领章的干部军装,离开监狱。蓄着小分头的我,该不会被误为逃犯吧?从这些细微小事可看出,指导员他们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而又诚情备至的。
    公元1970年7月9日上午8时,指导员从矿塘把我叫回场部,给我办妥了“提前释放证”,领来了被财会人员精确计算过的路费:从赤泥到广州的船费、在广州一夜的旅店费、从广州到汕头的汽车费,共人民币18元整。至于从汕头市到我家的15公里路程,不予计费,只能步行。我按照这个程式,回到家中,身上只剩下3角钱。赤条条一个大汉,家人接受我的唯一礼物是我的一句话:“我新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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