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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传两篇
2007年12月19日  来源:郭马风

“三六九”外传

   
    迟来消息:“三六九蒸发了”。通电话给话剧团的前两位老导演,证实是鸡年夏季的事。又问:“是升天还是下地狱?”回答:“鬼就知!”于是“三六九”的形象就像鬼缠身一样在我的脑屏幕上挥之不去。

    我想,他应该是升天堂的。依照轮回更替的宗教学说,上世积恶,本世要赎罪受苦;本世积善,死了就去天堂。据我所知,“三六九”本世是行善的,理应去天堂。2005年6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近现代潮汕戏剧》里有一章“话剧”,记述潮汕话剧史,内中多处提到“三六九”其人。——说了半天,才说到“三六九”是人。是什么人?上世纪六十年代扮演滑稽话剧《七十二家房客》主角“三六九”的演员兼导演黄学文先生。在《近现代潮汕戏剧》的“话剧”一章中,陆陆续续记到黄学文,剪接起来可以知道,他在抗日战争初年还是在学的学生时就参加揭阳的抗日宣传活动,参加了由进步文化人组成的“潮州联艺剧社”,1943年参演了陈白尘的著名话剧《大地回春》。自此,他成了揭阳话剧运动的骨干。抗日战争胜利后,汕头、潮安的进步人士继续抗日时期的爱国传统,重新组织剧社演出揭露社会矛盾的话剧。1946年汕头的重光剧杜演出了《朱门怨》,遭到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恫吓和禁演,潮安的金中话剧团继续排演该剧,揭阳也由黄学文导演该剧并演出。黄学文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不仅能演能唱,且是篮球健将,曾参加揭阳的篮球队出征香港为潮汕的篮球比赛赢得了声誉。此时,黄学文已是—名中学教师,他一直活跃在文体界。1949年10月,揭阳县城解放后,县文教科组织揭阳人民剧杜,首演配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由中央戏剧学院集体创作的五幕话剧《思想问题》,黄学文是这个剧的执行导演兼主要演员之一。由于他是一方人才且积极上进,他被选派到南方大学去学习,之后又回到揭阳从事教学工作和文体活动。1952年,他在揭阳一中组织师生排演了四幕话剧《雷雨》,他任导演;翌年又排演曹禺的另一名剧《北京人》,他执导并扮演老太爷一角。

    1956年,汕头市文化局组建试验性的半专业话剧团,首演《雷雨》成功;1957年转为正式建制话剧团,聘请黄学文来加盟,任导演,首导曹禺名剧《北京人》,获成功。自此,他成了汕头市话剧团的在编人员。此后,他参演或导演了多出剧目。而为当年潮汕各市县的观众至今仍挥之不去的形象是1962年起他主演滑稽话剧《七十二家房客》的主角伪警察“三六九”。今天的话剧史写着,该剧“表导演处理认真严谨,每个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活龙活现,夸张的分寸掌握得准,不流入庸俗,不以低级趣味哗众取宠,而是使观众感到既可信可笑又可爱,特别是黄学文扮演的‘三六九’,表演淋漓尽致,可以说,黄学文把伪警察‘三六九’那贪婪、愚蠢、刁恶的性格特征演活演绝了。……”自此,“三六九”成了黄学文的代名词,也产生了一些趣事。老百姓里的老人小孩都叫他“三六九”,干部、教师和文化圈子的人也常叫他“三六九”,“三六九”成了可亲可敬的名字。有一次剧团在澄海演出,不知为什么,他独个儿从汕头沿公路步行去剧团,走过下埔公路桥,有辆同向的汽车从背后驶来,突然刹车。黄学文被吓,猛回头,见司机探出头来笑着:“三六九,怎么一个人走路,去哪里?”黄学文照实说了。司机说:“同路,上来,上来。”学文本来想说:“衫袋无钱。”——转念不敢开口,怕丢脸,又怕被人误会真个是“三六九”,就说:“拉练,拉练,锻炼锻炼。”“哎呀,准要你钱呢,快上来上来。”……据说,类似的趣事有多次。

    上面说的,可以说是黄学文的正传,是可以花笔墨写的。可是,我的这篇小文不想写正传,而是外传,也就是传奇,因为我想开心一下,发点笑,即使苦笑也行,即使伤害了黄学文先生的形象,我想学文先生地下有知也该原谅我的,因为这是先生将我认作可信朋友,不怕“丑”地描述给我听的。

    大约是在1971年,我们同在东径干校“牛”队之后,我已甄别成“人”了,他还没“解放”的日子,苦中作乐,常常讲些笑话。他讲他的历史和一些趣闻,其中就有在“文革”中受隔离监管时“偷掠鸡”的故事——

    受隔离监管在剧团宿舍时,革命群众常常“干革命”去了,我一个人锁困在房里,时时有人来探看我的动静,时长日久,肚饿得很,三顿就是厨房打一点饭菜或叫我自己去端饭灌开水。厨工对我还不错。因饿久了,饿罪难熬呵!我就想偷食常到门前来扒食的肥母鸡。那是演员方鹏的家属方嫂饲养的,让它生蛋改善生活。平日,我和方鹏方嫂关系也不错,因此,我更想食她。如何偷如何食想了好久。那是个大寒天,冷得很,我又生病,常穿个大皮袄,低着头、弯着腰,像个见不得人的罪人,蟋蟋蟀蟀,匆匆或上厕所或去厨房打水。我积了一捆报纸挟在宽松的棉袄里上厕所,见那母鸡在厕所前啄食,大好时机,我见附近无人,一伸右手将母鸡头嘴抓紧,左手抓双翼,无声就擒,进了厕所,屁股堵住厕门,凶神恶煞般将鸡头、双翅、双脚,三几动作就脱断,再撕毛皮,存个鸡身,再用小竹批割鸡屁股,肠肚等废物用报纸包了沉下厕缸内,鸡身包着夹在大棉袄内带回监房。当年那个厕所经常有农民来打厕作肥料的。那时间因剧团经常无人,农民也少来打厕了,所以,我的这个不光彩行径没被发觉。怎么吃呢?早想好了。我准备了两个蚶壳,将鸡肉刮下来成了肉浆灌入热水壶,又藉口拉稀再上厕所,将杂物血污用报纸包好再投入厕所,一切顺利。不久,我又去厨房装开水,装入一点盐,用开水一冲,盖上瓶塞,登时熟透,美美地两次喝完,精神起来。

    方鹏嫂发觉大母鸡不见,疑是外来偷鸡贼偷去,大咒大骂:早死短命,食了烂肠烂肚。我辛辛苦苦饲了这只大母鸡,足有五六斤……。黄学文听了,暗自忏悔:方嫂虽有“走鱼大,死姐贤”的夸张,但将心比心,她骂的也对。想,“我将来一朝出监,有好说话之日,向你叩头谢罪,十倍百倍偿还。”我听了这段故事初则感到好笑,次则沉吟,想起有个校友曾告我另一个故事,说的是某省有二位公安厅长,原都是主管肃敌特的,没想到“文革”来了,他们都变成敌特,抓入监狱,每日三餐凭饭票排队领饭,彼此也互借些饭票。某日某厅长却向另一厅长讨饭票,说:“老兄你还欠我二两”。两位老革命居然还计论这二两饭票。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我难作出解释,或许只有心理学家从心理学上剖析才能得解,“三六九”偷鸡事,也属此类。

    我要说的“三六九”外传的另一事是他获得自由身的事。干校后期,许许多多的“牛”都解放了,黄学文却未获自由,原来他的帽子是“反动分子”。有一日,市里的有关部门来了几个人会同校部、连部文化系统部分人开会,说要为黄学文恢复名誉,我也去参加了。来人说,以前汕头市文化局扣在黄学文头上的“反动分子”是错误的,查罪犯名称没有“反动分子”一词,公安局也没有黄学文的罪案,经查证,是当年文化局的领导人定的名堂,所以今日来宣布解除对黄学文同志的监管和不实之词。黄学文同志你有什么意见,说一说,其他同志们也发表意见。真个是“夜半出红日”,黄学文也没笑,可能笑不出来,傻呆呆的,停了一会,问:“就这样,不办什么手续,签个字?”来人说,不必签字作什么手续。这完全是当年某些人口头说的,没有凭据。黄学文好像不相信,又问:“那我就不是反动分子了么?”来人说:“众人在此作证”。干校方面的人也说:“从今日起,黄学文同志跟其他同志—样,都是学员,都努力劳动、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思想。”此类套话,人们似乎没有兴趣听进去,在座有一位原公安局派驻文化系统负责内保工的陈同志发言。他说:“自1958年肃反补课时,学文同志被文化局领导以他有些历史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也有些思想问题,被列为内控对象,曾报告给公安局,但公安局不是管思想问题的,说他是反动分子,公安局也没有立案,没有他的‘反动分子’名册。而且,我当时曾说过,内控对象不能对外宣布,但文化系统的人,人人知道他是内控对象,运动一来就列入监管,告诫职工说黄学文内定反动分子。……”“反动分子”,一个法律条例所无的罪名,就这样十余年罩在他的头上,而且人人相信。人人看他在话剧舞台上生龙活虎,特别喜欢他的“三六九”。

    会上,我没有发言,我也纳闷,这个落实政策的过程有些不可解,为什么不能放到文化系统大会上宣布……。我只是事后曾问黄学文:“你是什么历史问题?”他说:“说来简单也复杂。说简单是因为这些问题本来简单清楚,说复杂是因为人家不相信我说的。有二件事,一是1950年,我被挑选去参加南方大学学习期间,我去过香港看望我叔父,他在那里做生意。当年去香港,并不困难,有证件一般还自由,节假日,我去几次,平常大家听我讲过。到了肃反补课时,就叫我交代去香港干什么,我都照实说了,没什么不良动机和干出伤害祖国的事,十次八次详详细细说了写了,但人家总是不相信,但也没有查出我什么越轨的事,于是一直是怀疑,这是祸根。第二件事解放前我在揭阳导演话剧《朱门怨》时,汕头上演这剧本时,受国民党迫害禁演,但潮州金中和我在揭阳一中却继续排演,警察局有人来警告,我就带点食物礼品找人说清楚,结果就没事了,戏杂照样演。这事,过去我认为是做得好的,我也没有受共产党指使。可这事在肃反补课中就变成我丧失立场,与敌人勾结。我怎么说,人们就是不信;同样,也没有查出我给国民党干什么,大概也就是怀疑。这算是政治上的事。其实,这事本来也简单,我只是为了戏能演出,或许是我政治上太幼稚。其实,我也不大怕。你知道,我是北门黄姓人,老家是北门榕江北岸的尖浦。黄姓在城里是有势力的,“西门林、东门郭、南门孙、北门黄”,在城里,那些当官差的也会看到这些势力。他们无非混饭吃,当几天差事,不知过几日又要到什么地方去讨食,“有千年池厝渡,无百年郑大进。”他们也得想想。所以,我这事也办得不难。没想到,我这个革命群众就成了勾结特务,但也没有给我下结论,算是叫我提高觉悟吧!”

    “还有什么问题呢?”我问。
    “就是这二件事算是关键,别的你知道,知识分子都是检查思想,那些都是时时有、人人有的,运动一来都会翻出来晒太阳的。呵,对了,文化革命中,我那个棺材事件你还不知道?”
    “听说过,你老兄真幼稚,”我说。
    “是哩!何止幼稚,是大白仁””黄学文无限感慨。

    什么棺材事件,这就是黄学文外传的第三件事。原来黄学文这人就有些滑稽,生活上有些好趣味。他买了一个柳州出产的棺材形柳木盒枕头,里面装些小用品,平日过点演出就带着。大学毛主席著作时,里面也装过红宝书,平日也没有人说什么,“文革”来了,就有人说黄学文买个棺材装毛主席著作。这可严重了,可是许多人知道我早就有这个棺材枕头,还有好多人赞赏过。黄学文说:“这事还没有给我扣上‘现行’二字,反正,反动分子’这帽子原来已有了,也就没有再重复。假如是有“现行”二字,可能落实政策会快些,独这肃反条例所无,公安局也无我罪档的‘反动分子’,最后才查出来落实。”……

    我写黄学文外传,不是为他立英模形象,而是因为故人西辞,常来入梦。依我看他就像他所演的众多角色一样,或中间人物,或落后分子,最高是革命群众,演伪警察“三六九”最合适了。但正是他演了“三六九”,反而使他名声大振。他从来不敢希望有高大形象,我又何必去写正传。

二、“青盲弟”外传

   
    写到这里,我又联想到一个当年同样属汕头市文化局管辖下的玉梨潮剧团丑角演员林炎崇,人称“青盲弟”。他的命运比黄学文更好写外传,可他没有来入梦请托,想不写,但我时常想起他,所以再写一段在这里作个对比。林炎崇是我的小同乡,是个一出生就随娘乞食的乞食仔,很小卖身到剧团。解放后翻身烧了卖身契,成了演丑行的艺员。“反右”斗争前,因他曾与同是苦班出身的作曲、导演马飞等几个人议论指导员“扬扮”(不懂行)的事,“反右”运动到来,这几个人就成了反党小集团,分别穿鞋戴帽。但政策规定,工农不能划右派,林炎崇被改戴“坏分子”帽子,没可言辩。林炎崇想,不当右派就好,坏比右好。此后老实听监管一心演戏。张华云当右派摘帽后到剧团任编剧的一个丑戏《剪辫记》(《双青盲》),那个饰演青盲弟巫添来的就是林炎崇。戏是演得人见人爱的,但此时,林炎崇就有了心事:“大右派”张华云老师都摘帽了,他也要求摘帽。人事部门告知,坏分子无摘帽政策。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依政策,林炎祟不仅在剧团受监管劳动,还要受所在居民革委会监管,参加五类分子集训和扫街路、清水沟等苦役,是一支地球上最听话的工具。剧团革命领导小组对林炎崇的鉴定还要听居民革委会的。这时,林炎崇有个新想法:“早知如此,当年不如坚决要求当右派。”他慨叹道:“吴田芋——松(双)死。”“文革”中期,剧团集中到莲塘“炼红心”,驻地临近牛田洋,碰到了“七二八”台风。牛田洋的部队和大学生们在那里“人定胜天”,浮尸守堤。林炎崇和剧团的同胞们在赖厝村前抢救浮尸和可能存活的生命。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争取表现,立功赎罪”;“战狂涛、斗恶浪”:一而再,再而三,反复抢尸救人,直至许多同志、同胞都不能胜天,他还要胜天,看得赖厝村民都知道剧团有个好样的。此情此景,惊天地、泣鬼神,若使天下的帝国主义分子看了都胆颤心寒。最终这个剧团的孱弱小个子林炎崇倒在狂风恶浪下,不能再动。村民将所有尸体葬在山坡,林炎崇另立一处。

    风平浪静后,村民查知这个剧团的“好样的”是个“坏分子”,村民默默念着:“这样的坏分子好”。

    天下事无奇不有,林炎崇的奇事还在他死后。那时,村里有个红彤彤的村官扛着一支长长的搭钩竹竿也去参加捞尸救援,但他却是剩机捞财物,见了尸体钩搭近来见有手表财物剥下来装进口袋,而后用搭竿将尸体椎了出去,就像潮剧《三篙恨》里的黄金龙一样。此人作恶心慌,事后总梦遇尸鬼来向他讨财物,求神拜佛、宝书台前表忠皆无效,而后一命呜乎。此人也梦见一些被救尸鬼来拜谢林炎崇。此事涉露出来,村民也跟着去林炎崇墓前烧香跪拜,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传到揭阳地界,林炎崇成了香火鼎盛的神,让当地无产阶级工具欲破除迷信也无能为力。至八十年代,揭阳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将它记录为当代民间传说入册。此时,落实政策之风正刮遍大地,赖厝村民和汕头有良知的林炎崇的同事们要求为林炎崇落实政策,应追认为烈士。呼声传开,当时还在台上的一些人感到棘手,三番四次,初定救险自然身故,次定救险立功亡故,就是不能定为烈士。最后以从其家乡进来一子入户汕头安排就业,算是大恩大德。

    一代小人物,死而已矣。潮剧史也未见只字,他又未曾来与我这个小同乡梦晤,可知他是不想再与我喝工夫茶的,可我怎能忘记曾给我笑声的小同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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